原文链接：在夏曦特务班的日子里

　　“80多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湘鄂西苏区。在1932年春至1934年夏的两年多时间里，夏曦先后在湘鄂西苏区进行了四次“肃反”。在名曰「改组派」的大清洗中，数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慈利籍红军战士徐生才卷入这场浪潮中……”

　　徐生才，又名徐盛才，1905年10月4日出生在慈利县零阳镇七枞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方面军警卫团战士、班长、排长，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八路军120师特务团连长、营长、绥远水门军区后勤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安后勤军械部仓库主任；1950年5月先后担任湘潭物资储运局、长沙物资储运局、株洲物资储运局仓库主任；1955年任武汉储运公司丹水池仓库主任。1966年12月回湖南慈利离职休养，享受师级待遇。1995年因病去世。

　　老红军徐生才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解放初期的徐生财

　　由于家庭贫穷，父母无钱送徐生才读书识字，徐生才不到七岁就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1930年古历8月下旬的一天，25岁的徐生才到一家油榨坊打短工，老板安排他为县城一商铺送油，这天一清早，徐生才挑着一担菜油向二十里开外的县城走去，本来崎岖的小山路又被露水浸湿，走起来十分光滑，徐生才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挑在肩上的油泼满一地。

　　“拐哒，这下惹祸哒!”徐生才明白就自己的家庭状况赔不起这担油。家是回不了啦，只有躲出去，靠自己的一幅硬朗身子挣些钱后回来再还债和供养父母。他想到了去津市，那是个大码头，钱好挣。

　　两天后，当他赶到津市时，他看到满街的百姓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原来，红军已攻占了津市，正在开仓放粮。他瞧见一处挤满了人，便走上前凑个热闹，一看是贺龙的红军正在招收新兵。早就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穷人打天下的，徐生才便决定报名参加红军队伍，并被安排在警卫团当战士。

　　几天后，除红六军十七师五十团留守津市外，红军大部队撤至公安、石门一带休整，准备进攻澧县。休整不久，敌李觉、李国钧部、新编三十四师陈渠珍两个旅先后来到九澧一带。红军与敌李觉师在石门夹山寺开战，入伍不到一月刚学会打枪的徐生才便投入了战斗，红军将李觉部队击溃。但就在此时，散扎在安乡、津澧一带的川军张英、马坤山旅和留守津市的红十七师五十团交上了火，由于敌众我寡，五十团遂撤出津市，当退到津北数里时，受澹水河阻隔，架在十迴港河面上的浮桥已被敌撤除，全团一千多名官兵，牺牲惨重，幸存者不过200人。战后，红军总部指派警卫团一部和十七师五十团的张德连队前住掩埋五十团牺牲的烈士尸骨，徐生才又参与了掩埋。

　　“惨啊，几十个人一个大坑，一个土凸，许多人连姓名都没留下……”许多年后，徐生才每每向人说道这段经历，眼里都满含泪花。

　　战斗的经历和战斗的惨状见识，并没有让参军不到一个月的徐生才感到胆怯和退缩，反而让他在以后的大小战斗中愈战愈勇，屡立战功。

　　1932年春“肃反”开始后，夏曦警卫团抽调一个连队组成政治保卫队，负责看管在押“犯人”。不久，又组建了专门负责肃反中为执行行刑任务的特务班，直属夏曦管,由政务处长江器具体指挥。徐生才与杨国荣、杨子华、方林、孔怀雄、王金相、佘开学和柳光焕等8人通过严格审查编入特务班，由杨国荣任班长。

　　当时“肃反”主要是肃改组派。至于什么叫“改组派”，徐生才始终没有弄明白，他只知道夏曦十分憎恨“改组派”，夏曦认定红军吃的大小败仗都是“改组派”的责任，每次战斗失利后，夏曦都要杀一批红军指战员，对一大批因意见不一致而顶撞和背后议论夏曦的，夏曦都以改组派论处，大多数改组派都会被杀。1932年腊月,贺龙率红军从鹤峰县开往桑植县洪家关过年。从鹤峰到桑植的路上,政治保卫队押着“犯人”走在后头。这些“犯人”戴着手铐,还要背很重的东西。怕他们中途逃走,保卫队把他们用绳子三五成群地串连在一起。

　　夏曦与江器处理“改组派”的手段相当残忍，他们声称“要节约每一粒子弹”，指示特务班行刑时多用刀砍、棒打、绳子勒等等手段。七师参谋长王炳南就是刀砍死的。王炳南被整得很苦，什么“猴子观灯”、“阎王櫈”、“辣椒水”等等酷刑对他都用过。双臂戴手铐的地方都腐烂了，浑身的腐臭味，老远就可以闻到。

　　红八师第二十团团长吴玉堂是慈利杉木桥人，徐生才同他既是同乡又是老庚，都是1905年出生的，吴大徐三个月，徐生才称吴玉堂“吴哥”。王炳南任四师师长时吴玉堂在他手下任十二团团长，王炳南被打成“改组派”后，吴玉堂受牵连也成了“改组派”。1933年2月的一天，在湖北鹤峰县金果坪对吴玉堂执行死刑时，徐生才恳请行刑的战友对吴执行枪决。这算是徐生才为同乡老庚吴哥走了次后门。

　　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大家生怕“改组派分子”的帽子落在自己的头上。夏曦等人的头脑中更是草木皆兵，认为红三军中的党团员十之八九是“改组派分子”，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共有4人，被他下令杀了3人。九师政委宋盘铭对夏曦主持的“清党”提出些不同意见，夏曦便认为宋盘铭也是改组派，说宋是想从组织上包庇改组派分子。于是抓了宋盘铭及与宋持同样观点的七师政委盛联钧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次肃反抓了许多基层干部，不便都处死，就编成“苦工连”，在行军作战中担任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

　　1938年7冃，120师警备营干部合影。时任连长的徐生财坐前排右一，坐前排左一的为独臂将军朱声达(时任营长)。

　　据贺龙元帅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中说：“洪湖苏区在肃反中错杀一万余人。国务院在1983年91号文件中,提出了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并部署湖北省在当年的7、8、9月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员情况进行了摸底，”初步统计数为：被错杀人员有12488人，其中军队人员(包括地方游击队员)5182人(军师级干部20人，团级干部99人，团以下人员5057人)，占41.5%；地方工作人员4763人(省地级干部53人，县级干部189人，县以下人员4521人)，占38.1%；其他被杀人员包括地下党员、赤卫队员、工农积极分子2543人，占20%。

　　特务班的这段经历让徐生才感到十分愧疚。其实，作为一名普通红军战士的徐生才又错在哪里呢?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错只错在“左倾”。